玄奘法师（602-664）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佛学翻译家和佛学理论家。他不仅以其丰硕卓著的译经成果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笔，而且以其“五种不翻”译论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。

玄奘法师的所谓“不翻”，并非指跳过原文省略不翻，而是指在目的语与来源语之间不需要或不存在完全吻合的对应词，有时将直接采用音译，而不采用意译。因此，“不翻”指的是“音译”。“音译即不翻之翻”。

所谓“五种不翻”，指的是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文时，在五种情况下，应该采用“不翻”原则，即“音译”原则。这五项原则依次为：秘密故不翻、多含故不翻、此无故不翻、顺古故不翻、生善故不翻。“五种不翻”是玄奘译经理论的重心，也是他为“翻语”设立的法则。

一、秘密故不翻

意思是说，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，而应采用音译。

佛经中有大量的“秘密”，如“咒语”等。而“陀罗尼”在梵语中的意思就是“咒语”，汉译为“秘密语”、“真言”，是佛、菩萨、诸天的秘语，总括佛、菩萨的功德、誓愿及佛法精义的简单语言符号。

这些秘密咒语具有神秘莫测的特点，通过念诵的声音形式来体现其神秘之处，因此宜采用音译的方式。“经中诸陀罗尼系佛之秘密语，微妙深隐，不可思议，故不以义译之”。如果保留这些咒语的梵文音译，朗读时就会产生一种神秘感应，获得字面意义之外的效果，深刻领会佛意，保持佛语的神秘、庄重和典雅；但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汉语，则会失去这种神秘感，失去原有的佛意。

例如：“阿弥陀佛”意为“无量寿佛”或“无量光佛”，六字真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意为“哦，莲花里的珠宝！”。

《大悲咒》共84句，全部采用音译，第一句“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”意为“皈依三宝”。

《般若婆罗蜜多心经》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娑婆诃”意为“去吧去吧，到彼岸去吧，大家都度到彼岸，愿正觉之法终成就”。

诸如此类的“陀罗尼”均采用音译，世代口耳相传，其所体现的神秘力量便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力。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，则意趣全无。其实，不光是佛教咒语对佛教徒具有特殊的魅力，其他宗教咒语对其信徒也同样具有神秘莫测的魅力。

二、多含故不翻

意思是说，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，而应采用音译。佛教经典中有些词语含义非常丰富，而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，如果使用其中一个含义的词语，则会造成信息与意义缺失。

例如，“薄伽梵”具有六种意义：“自在、炽盛、端严、名称、吉祥、尊贵”。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，如果采取意译，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，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，故此只能选择音译。

又如，“阿罗汉”意思是“无生、应供、杀贼”；“比丘”意思是“乞士、破恶、怖魔”。这些词语含有多种意思，如果只翻译其中的一种，就会丢失其他意思，不能完整表达原义；如果全部意思都翻译，又显得累赘，所以只能选择音译。

三、此无故不翻

意思是说，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，而应采用音译。

例如，“阎浮树”又名“胜金树”，只产于印度等地，中国没有这种树，所以采用音译。同样，“槟榔”是印尼语的音译，“葡萄”是大宛语的音译，“西瓜”是女真语的音译，“茉莉”和“昙花”是梵语音译，等等。

这种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文化局限词，即只存在于一种文化当中，而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或概念，一般都采用音译的方式，保持原文化的形态和精神。

四、顺古故不翻

意思是说，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，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。

例如，“阿耨菩提”，可以翻译为“无上”、“正等”、“正觉”。从东汉佛教传入我国以来，历代佛经翻译家都采用梵语的音译，所以玄奘法师认为不需采用意译，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。

五、生善故不翻

意思是说，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，否则容易等闲视之，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，而应采用音译。

例如，“般若”跟汉语里的“智慧”的意思差不多，但有着轻重之分。因为“所谓般若不是普通的智慧，是指能够了解道、悟道、修证、了脱生死、超凡入圣的这个智慧。这不是普通的聪明，这是属于道体上根本的智慧。这不是用思想得到的，而是身心两方面整个投入求证到的智慧。”因此，音译为“般若”显示出对佛经的尊重敬仰，而意译为“智慧”则显得轻浅世俗。实在要译的时候，“般若”往往被译为“大智慧”、“妙智慧”、“真智妙慧”之类。

此外，“释迦牟尼”、“阿耨菩提”、“菩提萨埵”分别被意译为“觉悟者”、“能仁”；“正遍知”；“道有情”、“大道心众生”，但音译和意译之间体现出尊卑之别。这些意译都是用儒家和道家的概念与术语拟配佛学的概念与术语，即所谓“格义”或“归化”，从而不仅混淆了佛学与儒道之间的区别，而且降低了佛陀和佛学的地位。因此，应采用音译以保持佛经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典雅庄重的风格。

玄奘大师的“五种不翻”译论，距今已经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了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，音译这一翻译策略也经历了很大改变，变得更加丰富且多样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，玄奘大师的“五种不翻”译论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过，反而更加彰现其不凡的意义和价值。